中国职业篮球联赛（CBA）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篮球赛事，其俱乐部产权结构长期受到国有属性的深刻影响。本文以CBA球队的国有属性为核心，从历史沿革、产权特征、运营模式及改革路径四个维度展开分析。文章首先梳理了国有资本介入职业体育的宏观背景，揭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形成的特殊产权形态；其次，探讨国有属性带来的资源保障与市场活力不足的双重效应；继而剖析现行体制下俱乐部的治理结构与商业开发瓶颈；最后结合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提出产权改革的可行性方案。研究发现，CBA球队的国有属性既承载着社会责任与体制惯性，又在职业化进程中面临市场化转型的深层挑战。

1、产权结构的形成脉络

CBA俱乐部的国有属性根植于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路径。1995年联赛职业化改革初期，各省市体育局依托专业队基础组建俱乐部，形成了"政企合一"的运营模式。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使得国有资产通过行政划拨、政策扶持等方式深度介入，例如北京首钢、山东高速等球队至今仍由国有企业控股。

在产权分配层面，多数俱乐部呈现混合所有制特征。以上海久事为例，其股权结构中既有市属国企的绝对控股，也包含民营企业参股。这种结构既保证了政策资源的持续输入，又尝试引入市场要素，但在实际运营中常出现决策权集中、治理机制僵化等问题。

国有资产的特殊地位造就了产权流动的封闭性。对比NBA球队频繁的资本交易，CBA至今未出现完全市场化的产权转让案例。这种稳定性虽然规避了资本无序扩张的风险，却也抑制了职业体育应有的市场活力。

2、国有属性的双重效应

国有资本的介入为CBA俱乐部提供了独特的发展保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青岛国信集团投资建设的可容纳1.5万人的专业篮球馆，创造了国际级的硬件条件。人才梯队培养上，新疆广汇依托国企资源建立的青训体系，十年间输送了20余名国字号球员。

但体制惯性也带来了市场化转型的障碍。行政化管理思维导致部分俱乐部过度依赖政策扶持，广东宏远尽管实现民营化转型，仍需要通过政府协调获取训练基地等公共资源。这种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削弱了俱乐部的自主经营能力。

商业开发层面，国有属性的品牌约束尤为明显。对比NBA球队年均超2亿美元的赞助收入，CBA俱乐部受制于国企广告投放限制，主要收入来源仍集中在门票和联盟分成。这种收入结构严重制约了俱乐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治理机制的现存矛盾

决策体系的行政化特征显著。多数国有控股俱乐部实行"双负责人制"，既有企业派驻的总经理，又保留体育局指派的领队。这种双重管理导致权责边界模糊，在球员转会、外援引进等关键决策上常出现效率损耗。

绩效考核体系存在目标冲突。国有资本要求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职业体育的竞技成绩追求难以完全契合。辽宁本钢俱乐部在2018-2022周期内，虽然三次夺得总冠军，但财务报表显示连续四年运营亏损，凸显出竞技成功与商业回报的背离。

监督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不足。相较于英超俱乐部的第三方审计制度，CBA球队的监事会多由控股股东直接委派，缺乏独立监管力量。这种内部人控制现象，容易滋生关联交易等治理风险。

4、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

深圳马可波罗的混改实践提供了有益经验。通过引入民营资本持股49%，俱乐部在保留国企战略决策权的同时，将商业运营权下放给专业团队。改革后三年内，球队门票收入增长180%，衍生品开发实现零的突破。

股权多元化改革面临制度瓶颈。现行《职业体育俱乐部管理办法》对国有股权比例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浙江广厦等民企控股球队在获取政府资源时处于劣势。这种制度层面的不对称竞争，制约了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职业联盟实体化改革带来新机遇。CBA公司在2017年完成的联盟股权重组，将俱乐部持股比例提升至70%，为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奠定基础。但如何平衡联盟利益与俱乐部个体诉求，仍需在决策机制设计上实现突破。

总结：

CBA俱乐部的国有属性是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发展道路的缩影，这种产权结构在特定历史阶段保障了联赛的稳定发展，培育了包括易建联、郭艾伦等在内的篮球人才。国有资本的持续投入建设了现代化体育设施，维系了青训体系的正常运转，为联赛职业化转型提供了必要缓冲期。但行政主导的运营模式也导致市场机制发育不全，俱乐部自主盈利能力薄弱，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面向未来，CBA产权改革需要构建分层分类的治理体系。对于完全国有控股俱乐部，应建立市场化选聘机制和容错免责制度；对于混合所有制球队，需明确不同资本主体的权责边界；对于民营企业主导的俱乐部，要完善资源获取的公平保障机制。只有将体制优势与市场规律有机融合，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篮球发展道路。